曾几何时，在中国词典中，出现了一个“时髦”的名词，叫做“三农问题”。多年来，围绕着“三农问题”，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各大金融机构、众多媒体、学者和经济学家做足了文章，但“三农问题”的解决仍然任重道远。“三农”成为中国政治家及经济学家们眼前挥之不去的头痛问题，也从一个侧面反衬出在近三十年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过程中至今尚未解决的一些深层次矛盾。

    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依然是讲农业问题。今年中央这份涉农1号文件提出：“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国必须加快构建强化农业基础的长效机制。而构建农业基础的长效机制，就必然涉及到农村金融改革的配套问题。

    在我国金融业，农发行的改革以及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改革都是关系到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关键环节之一。在年初召开的农业发展银行全国分行长会议上，农发行党委书记、行长郑晖向记者透露：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加大农业发展银行支持“三农”的力度。******总理也已对农发行改革两次作出了重要批示，有关部门目前正在牵头研究制定农发行外部配套改革方案。通过下一步的改革，国家将进一步明确农发行的职能定位和业务范围，建立更为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经营管理的体制和机制，加强政策性银行的法制建设，过去影响农发行改革发展的外部制约因素将逐步得到解决，使农发行既能进一步发挥支农作用，又能办成一家好银行。这次改革对农发行来说无疑将是一次意义深远的重大变革。

    农村经济决定农村金融，农村金融又反作用于农村经济。这使农发行的改革与改变我国农村经济现状产生直接的联系。

    我们是否充分发挥了农村政策性金融的作用？

    如果把中国农村经济概括为“三农”经济的话，那么，其特征是：农村人口多，农业基础薄弱，农民收入低，这三点决定了我国的“三农”经济与其他产业相比较依然是弱势产业、弱势群体和弱势市场。这些因素决定了在现阶段我国农产品(33.61,0.86,2.63%)还不能完全商业化流通和市场化运作，在对其进行金融支持时还必须依赖政策性金融的专项性、政策性支持。

    另外，粮食的稀缺性决定了它必然是国家必备的战略资源。由于近年来粮食缺口加大，我国已由粮食的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粮食安全的警钟要始终长鸣，巩固农业基础的弦要始终绷紧。而保证国内粮食生产最根本的因素是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这必须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例如现在已经制定的可以在非常时期随时启动的一些粮食作物的最低收购价预案，其性质就是国家利用政策性金融支农的一种政策。

    任何国家农村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资金。在前一段时期我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高潮中，有专家估计，在未来15年内全国平均每位农民需要投资约1700元到4900元，如果按8亿农民计算，新农村建设的资金缺口将在13600亿元～39200亿元之间。解决我国特有的“三农”经济问题，关键在于发展农村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而这只靠财政资金是远远不够的，归根结底需要金融资金的投入和支持。此外，新农村建设在商品流通、工业企业建设、农村道路以及住房改造、农村水利、大型设备建设和购置等方面，都离不开资金及其汇兑结算网络。而从长远来看，我国的农村经济与农村政策性金融、农村商业性金融必须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农村经济要能够吸引农村金融，两者相互依存，良性互动。农村政策性金融与农村商业性金融要形成合力，不能成为竞争关系，而要形成市场经济中的交叉关系。

    我国广阔的农村曾经是各家金融机构跑马圈地的场所，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县级领域内的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农发行、信用社都组建了分支机构。但由于农村金融资源的贫乏，金融生态环境的恶劣，经营的亏空，工、中、建三家国有商业银行，已从农业占主导的县域撤出，留守机构也只是吸收存款。如今，在我国农村，初步形成的是政策性金融、国有商业性金融、地方合作金融以及民间金融相互结合、交叉的农村金融体系。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建立是国家干预、协调农村经济的产物。1994年建行初始，政府就为其制定了建行宗旨：短期目标是，在较短的时期内解决我国农副产品收购资金挤占挪用问题，杜绝全国范围内的打“白条”现象；长期目标是，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农业发展后劲。